第三十四章谁操之过急了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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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安的话有理有据,范仲淹竟然一时哑口无言,他的信仰是儒学,是儒家之道,在他的思想深处一直坚持儒学才是治国之学,是教化百姓之学。 现在一种脱胎于儒学的格物之学却打破了他的原有想法。 格物,这个从儒学中诞生的词在千年儒家的发展中早已被儒生所忘却,眼下却被这个年轻人托举而起。 格物的强大不可否认,眼下国朝的税收有近一半来自商业,而格物在其中创造的财富极为重要。 棉衣,毛衣,这种御寒的衣物自不用说,连将士们所用的铠甲,兵刃,军械也都与格物脱不开干系。 最近将作监的匠人们更是将格物之学奉为他们的显学,这已让朝中诸多士大夫不满了。 在范仲淹看来叶安是个有想法的青年才俊,他对国朝之政治见地颇深,对当世显学亦有诸多看法。 但他不认为现在是争论儒学与格物之学孰轻孰重的时候,也不是抬高格物之学的最佳时期。 “格物之学有利于国,此乃众所周知之事,但儒学为本,有教化万民之功,自是当世显学,长生啊!朝政不清,积弊不除,就算推举格物之学为显学又能如何?若国泰民安,朝堂肃正,顽疾尽去,格物之学自然奋起,你自己也说了国之强盛离不开格物之学,既然国朝所需,那终究会蓬勃兴起,何必急功近利?” 老范的话让叶安微微一愣,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本质问题,是先托举格物的地位,还是先改革朝堂? 老范的选择无疑是后者,叶安微微点头道:“范公所言有理,但格物之学乃是积累之学,早一日推行,便早一日有所收获,应天书院的活我普惠商号接了,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 范仲淹笑了笑随即道:“在应天书院推广你的格物之学?难怪朝中百官称你为狡兔,还真是狡兔三窟啊!” 叶安苦笑着摇头:“什么狡兔三窟,在长生看来这是星星之火!” “星星之火?” “燎原之势,势不可挡!” 叶安突然从座位上起身,指着东京城道:“范公请看,天下苍生,蝇营狗苟为的是什么?还不是为了活的更好?儒学能教化人心,而格物之学却能让人活的更好,明知如此我又为何束手旁观?!格物儒学本就一体,唯有二者结合才能在教化人心之时使得物阜民丰!此乃“道”“器”之比啊!” 范仲淹一时愣住,他想到了儒学的关键问题,儒学是能教化人心,但体现的也多是虚无缥缈的道,并拿不出什么可以直接反映出来,让百姓看得见,摸得着的东西,这也是困扰着儒学大家们的终极问题。 道家的炼丹,堪舆,甚至是术法都是让百姓信服的所在,兵家的攻城略地,排兵布阵,运筹于千里之外更是让世人惊叹。 唯有儒家多以诗词让百姓熟知,文官辅助官家治理朝堂,这在百姓看来是文官本人的能耐,因文官是能臣干吏,所以儒学是显学,这虽然是谬误,但却是百姓从心底里所认为的。 文人不止一次想要改变这个观点,但想要一展胸中抱负就必须读书入仕,入朝为官,这便又陷入到死循环之中。 而如果将格物之学纳入儒学之中,百姓便能看到他们所用的一切,衣食住行皆是来自于格物之学,也是来自于儒学的分支,如此儒学之地位自然水涨船高…… 不知怎的,范仲淹竟然有些期待叶安口中的格物之学兴起,也想要见识一下格物之学到底有没有他说的那般神奇。 “不知此次赈灾功成返京之时,长生可愿让老夫一窥格物之道?” 没错! 叶安心中大叫一声,他要的就是这效果,格物之学就怕你不闻不问,若是见识过了,没有一个智者会拒绝这门学科,因为它所探究的便是人类最经常接触的东西“物质”! “这是自然,届时叶安必定亲自为范公赶车!” 范仲淹捋着胡子欣然道:“甚好,甚好!” 两人这便算是和有了话题,在此之后范仲淹开始了他的长谈,多以改革朝政积弊为主,其涉及到的内容让叶安这个胆大包天之人听了都觉惊讶。 并且范仲淹非常具有预见性的说出了三冗三费的问题,冗兵,冗官,冗费,国之大患,一日不除,如剑悬头! 听到妙处,叶安甚至忍不住击掌感叹:“范公之先见叶安五体投地!不知范公可有应对反对之声?或者说如何抵挡守旧之人的攻讦?” 说道这个问题,范仲淹居然尴尬的一言不发,所有的慷慨激昂在这一刻化为无力,叶安清楚的看到了他脸上的无奈和失落! 叶安长叹不再言语,范仲淹说出了大宋的诸多积弊,呈痛利害直至核心,但可惜的是他只想着改革,却没有想过如何应对改革所带来的反扑。 以文御武,自废武功不用说,杂税横生百姓疾苦也是众所周知,另外还有宗室与外戚、将门与勋贵的奢侈生活同样也是国朝的拖累。 但保守派是受益者,难道让他们自己推翻自己?这简直是个笑话,否则范仲淹的改革,王安石的改革为何会前功尽弃? 从始至终叶安都在小心谨慎的改变着这里的一切,但他发现改革不是毫无头绪的胡乱发挥,相反而是应该严谨,科学,谨慎的进行。 经济,文化,政治,军事,舆论,认知等等,这些改变需要有一个先后顺序,只有稳定的环境才能促使认知的改变,只有安全的环境才能使得内部的政治环境进行改善。 大宋的积弊已经开始体现,三冗三费的隐患也即将爆发,土地兼并,贫富差距过大,权贵以及富人对平民百姓的剥削也逐渐开始。 这个国家正处于改革的最佳阶段,这个阶段不是发力的最佳时机,而是改革的最佳时机,是开始,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打下基础。 古人常说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,但实际上每一场改革亦是如此。 操之过急的代价便是“人亡政息”,历史已经无数次的提醒过后来的改革者,但鲜有人看到其中的规律,大宋的改革不可谓不少,亦不可谓不激进,但结果显而易见。